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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鑫:《资本论》的翻译及其对侯外庐学术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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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翻译和全面理解还是一片空白,一些进步期刊和译著中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涉及,但远远不能满足当时革命理论的需求,而侯外庐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得益于李大钊的指导。李大钊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原著的翻译和理解,强调革命理论在革命中的先行指导作用,认为必须进行学理上的探究,赞同侯外庐翻译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资本论》的翻译,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而且对侯外庐独特的学术思想性格的形成发挥了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一、《资本论》翻译的缘起及历程

侯外庐在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的同时,时刻牢记此行的目的,那就是为中国带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反复比较之后,最终选定以《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为蓝本,拟定翻译计划,在做中国语言支部党务工作之外,投入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参照其他译本的基础上开始《资本论》的试译。侯外庐回忆:翻译《资本论》的重担并非任何人强加于我,而是我自己硬找来挑的。凭着初生之犊的雄心,凭着肯下功夫、肯吃苦的精神,我把这幅担子挑起来了,并坚持了整整十年。我一生事业的起点,恰恰就是始于在万难之中挑起这副重担。旅法期间,侯外庐译完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二十章。另外,其间侯外庐经成仿吾、章伯韬介绍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过周恩来等创办的《赤光报》。

侯外庐回国后,1932年经陈翰笙介绍,中法大学教授王思华到侯外庐家拜访,见面两三次后,两人商定合译《资本论》,并立即着手从头开始翻译。侯外庐和王思华对待翻译工作一丝不苟,力求在吃透原著的基础上加快翻译进度。对于原书中引用的各国文字和各国文字的注解,他们在翻译时一般是忠实于各国原文的。对于书中所涉及的各国俚语谚语与各学科领域的专门术语,二人亦请教过很多国内学者。比如,对照之前陈启修的版本中有一处关于人名的翻译:陈启修翻译《资本论》第一篇第三章注83时,把其中的人名依据音译为万卯寅,侯外庐觉得这一译法有待商榷,遂同著名财政史专家崔敬白协同翻阅古籍,终于在《清史稿》中查清了原委,即《资本论》中所指称的清朝户部右侍郎乃“王茂荫”,而非“万卯寅”。

在与王思华的合作下,按照原定的计划与任务分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进展很快,把第一卷分上、中、下三册,于19329月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第一卷上册(前七章)由北平国际书店出版。19366月,王思华在北平以自拟的“世界名著译社”名义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也是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1937年年初,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审时度势,为了加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把《资本论》中译本的出版工作列上日程。当时负责出版社工作的艾思奇、黄洛峰、郑易里等,在物色译者时了解到郭大力翻译《资本论》的情况,便与他洽谈,并很快签订了出版合同。翌年,当侯外庐得知郭大力、王亚南的合译本快出版时,就与武汉生活书店解除了合同,永远结束了惨淡经营十年之久的这项工作。《资本论》的翻译对侯外庐之后的史学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自言:“对《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奠定了我的理论基础,我从中获益匪浅,所以做起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探讨工作来颇感到得心应手。……实际上,正是通过那段苦斗,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才构成我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真正支柱。”

二、《资本论》的翻译对侯外庐史学研究的作用

侯外庐苦译《资本论》,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包括侯外庐在内的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当时动乱的社会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克服重重困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扎根中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侯外庐有了《资本论》全面的“思想训练”,才使他在史学研究中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品格,加速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的社会史研究,是直接从翻译、研究《资本论》入手的。

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做过深入探究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针对当时亟须解决的问题,要弄清生产方式对社会性质的决定性作用。但何为生产方式,对生产方式本身如何理解,却仁者见仁、各执一端,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侯外庐分析后认为,少数学者对生产方式及其影响的理解与解释,多少有点牵强附会、词不达意。“针对上述情况,我在1933年到太原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那篇《社会史导论》,根据我研读和翻译《资本论》的体会,力图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统一应用的角度,讨论生产方式。”(侯外庐:“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侯外庐在研究的同时,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作的高度概括中得到启示,具体来说,社会形态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决定这一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要素。所以,对生产方式本身的认识与解读就显得特别重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及现实诉求,侯外庐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上,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就是从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入手的。

侯外庐自言《资本论》翻译与学习对于自身学术工作的重要意义,尤其强调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这里试举两例。

第一,侯外庐早年在翻译《资本论》时,就对诸子百家学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受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学说史方法的启发,对老子思想获得新解。程新国在《侯外庐对老子的研究》一文中说:“老子是侯外庐重点研究的先秦思想家之一,侯外庐对老子的思想是有肯定的,他特别提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对老子的评价。黑格尔认为,老子的思想才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而孔子的思想则显得贫乏。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代表侯外庐的观点。”

第二,侯外庐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涉及较为全面,尤其偏重阐发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能令当时人读后陡增一哲学家王夫之的概念。萧萐父说:“侯老之所以能卓有成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剖析船山哲学,是与他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特别是《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紧密相关的。”(萧萐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514页)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船山哲学进行了审慎的发掘与探索,作出了船山“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近代新世界观萌芽的杰出唯物主义哲学家”这一明确评断,使得《船山学案》在船山哲学研究的许多方面度越前人,别开生面。此外,他还认为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中含有近代的“法权”思想,不同于西方“法权”的特点之一是,更加强调了道德伦理因素在“法权”中的重要作用。

侯外庐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及代表性思想家的学术思想有过精深的研究与探讨,在对思想家的选择上,侯外庐对胡适所论及的思想家都逐一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与之不同的观点与结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有相当的篇幅在于说明胡适对墨子评价过高的错误之所在。侯外庐的研究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党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蔡尚思说:“侯老能运用《资本论》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正由于他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所以远远超过了梁启超、胡适等的资本主义派;另一方面,又由于他注重史料,采用前人考据的成果,所以基本上克服了二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缺点。”

侯外庐从翻译和研究《资本论》中所获益的,不仅仅是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知与理解,更在于思维能力与研究方式的训练,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能力的提升,也为侯外庐驾轻就熟地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他说:“我常自幸,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在当时那个年代,多数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剖析和原则的探讨,忽视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逻辑架构、思想方式之钻研。而侯外庐的难能可贵之处则在于,他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基础上,更多把注意力深入到马克思的思维方式、研究方式的领域,探索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适性与具体适应范畴及其对本民族传统理论的创新研究方式,使自己在历史思维方面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

总而言之,《资本论》的翻译对侯外庐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管是在社会史还是思想史领域,概莫能外。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就斐然,不仅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潮及思想家的独特解读上,并且在中外对比纵横综合研究上也体现出了深度和力度。



(原文刊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7期)


作者简介周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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