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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曾:《试用“合力论”再析护国运动的领导力量及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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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论述在护国运动发动和进行过程中,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人,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进步党人,以及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云贵川湘等地不断蓬勃高涨的追求民主、共和、进步的群众运动等形成为一个合力,正是这一合力,在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和核心作用。

关键词:护国运动 合力论

关于护国运动特别是其发动原因、经过情形及其历史意义、社会影响等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所论已多,且在一定程度形成了共识,但还有一些问题上尚存分歧。例如,关于护国运动的领导力量,学术界的认识就不尽一致。如有学者就过份强调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作用。然而,历史事实是,在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斗争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虽曾坚持不懈地开展斗争,但也就是在此期间,孙中山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又因为当时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方式都成了脱离群众的秘密团体,它不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较大的影响。以至1916年反袁世凯的斗争高涨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能够站在领导地位。”①所以,对照护国运动的全过程,不应该也不可能夸大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作用。

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把发动、领导护国运动的大功简单地算在梁启超、蔡锷等人头上。尽管梁启超当年确曾写出过影响全国人民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与所领导的进步党党人与组织在策画发动反袁护国运动确有不世之功,而蔡锷其人更有毅然摆脱袁世凯严密监督、得小凤仙的掩护而从北京出走、绕道日本来到云南的一段颇具戏剧性的经历,在与唐继尧、李烈钧等通电讨袁后,更有亲率护国军主力入川给袁军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和推动全国反袁革命力量发展的不争历史功绩,但也如一些学者所论,还在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千方百计打击革命党人、破坏共和制,一步步走向复辟帝制时,梁启超、蔡锷及进步党人曾有过一度投向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复辟势力,并与之联手,共同打击革命党人、镇压革命群众不甚光彩的经历。就是在他们参加反袁斗争以后,其政治理念也没有完全改变,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仍然是若即若离,时分时和,从而使这场运动留下与运动发起之初其所主张的目标理想相去甚远的后果。

此外,早在梁启超派王伯群到云南之前几个月,云南军政界人士已经形成共识,决定举兵反袁,并作有军事部署。当时,滇军军官不论上中下级普遍反对袁世凯称帝。上级军官有罗佩金、赵又新、黄毓成、叶荃、张开儒、刘祖武、顾品珍等,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中下级军官反对最激烈者,……是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他们也是同盟会员。邓、杨等秘密联系很多中下级军官,商议反袁,成为滇军官兵中反袁的核心力量。早在1914年董鸿勋与杨蓁、邓泰中、黄玉田等响应孙中山的反袁号召,合资创办《滇声报》常登载反袁社论,揭露袁氏丧权辱国罪恶阴谋,并抨击亲袁的云南巡按使任可澄。”“1915年初,杨蓁请孙永安告诉唐继尧,应及时行动起来反袁,否则他们就要干了。所以,不能说护国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就是梁启超、蔡锷和进步党人。有学者还直白无误地称:护国起义,是出自云南并非蔡锷发动进步党领导护国运动之说根本不能成立。”②

至于说唐继尧、刘显世与护国运动的关系,更不是运动结束时这些人自诩的那样,是他们发动和领导了护国运动。因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辛亥革命后,唐继尧并没有跟随孙中山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逐渐倒向封建保守势力,干过一些镇压革命的事情。如1912年,他曾奉蔡锷之令率滇军入黔,支持贵州立宪党人和豪绅地主保守派,血腥地镇压了贵州地方以自治学社为代表的革命派,颠覆了贵州军政府,极其残酷地地坑杀了一千六七百被俘的贵州新军土兵和老百姓;此后,当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四川熊克武在重庆举兵响应时,唐继尧忠实执行袁世凯的指示,派军队入川镇压熊部义军,并咒骂熊是小丑之跳梁,表示自己理无坐视,特与我将校士卒奋其武力,剪此奸凶”③;此后又扑灭响应孙中山号召、云南会党领袖杨春魁所策动的大理新军举事的起义;191410月,在昆明枪杀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长徐天禄;直到1915年筹安会酝酿成立期间,唐还逮捕了孙中山派来策动云南反袁的一革命党人亲自审讯并枪决之;就是在筹安会成立后,滇军许多中上层军官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指唐继尧),并探询主张,……蓂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荏苒数月,莫得要领。直到王伯群将蔡锷逃出北京到天津所写之信亲递给唐继尧手中,而其部下已经表态唐若不转变其态度,即将采取兵谏的行动时,唐才决意反袁。

比唐继尧更顽固的是刘显世。此人本系贵州地方团练代表,早年忠于清王朝,贵州辛亥革命前为贵州巡抚沈瑜庆征召至省城以为清政府镇压革命力量效劳,毫无革命意识。贵州反正后,又与省城的立宪派、守旧士绅相勾结,依靠滇军颠覆了贵州军政府,成为新政权的一员。1913年袁世凯调唐继尧回滇接蔡锷之任、任刘显世以陆军少将衔出任贵州护军使后,此人一直积极投靠袁世凯。同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刘曾与唐继尧一起,坚决支持袁世凯用武力镇压革命,派遣黔军入川,镇压熊克武领导的四川起义,攻占重庆,使讨袁军起义失败;在袁镇压二次革命期间,他还不顾贵州省财政困难,向袁军汇寄军费;直到19151225日,云南护国起义爆发,在其向全国宣布的独立的通电上列有刘之姓名时,从28日起,刘竟陆续通电全国各省,再三表白滇省起义与他无关,所有滇省通电列有显世名衔者均系由滇冒列,显世均不负责。”④在此期间,为迎和袁世凯的政治需要,他还向袁密告云南准备起义的情况,并宣布贵州全省戒严,还请求袁政府拨给军饷,以便攻滇等等。且多方企图阻挠滇军入川、入黔,并指斥王文华等青年军官响应云南方面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⑥。直到王文华、熊其勋、吴传声等黔军少壮派愤然对刘表态:吾誓与共和同命,事在必行。”“非独立不可,吾已义无反顾,”“宁死疆场也决不让国贼逍遥自在,只差说要以兵谏的办法来对付他时,刘显世才转变其态度。

综上所述,可知此前有关护国运动的领导、发动力量的论析,都不尽符合历史事实,无论是孙中山、黄兴或中华革命党,还是梁启超、蔡锷或进步党,抑或是唐继尧、刘显世,都不是这次运动的领导和发动者。其实,在论析类似护国运动的历史事件时应该突破非找出其领导者不可的研究旧模式。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历史的合力,即历史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怕)使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⑧也就是说,合力说比较适合护国运动的实情。因为,在护国运动发动和进行过程中,孙中山、黄兴和中华革命党,梁启超、蔡锷和进步党都没有完全进入其领导地位,他们和唐继尧、刘显世等对待维护共和、反对专制独裁等或是全心全意,或是半心半意,甚或是另有用心,但这几种政治力量在反袁的共同斗争中确已形成为一个合力并最终取得了把袁世凯赶下台的结果。还须指出的是,形成护国运动合力的除了上述几种政治势力外,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云贵川湘等地不断蓬勃高涨的追求民主、共和、进步的群众运动又当是这一合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力。亦如经典作家所论:只有在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不愿照旧下去时革命才会发生。而且,革命不一定需要领导力量,革命也不需要动员。群众革命也会成功。我们知道,早在云南护国起义前,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已成此起彼伏、不断高涨之势。19146月初,朱执信在广东吴川、电白、信宜地区组织起义;628日,李国柱从日本潜返湖南郴县聚众宣布讨袁,71日雷瀛在桂阳发动军队起义,先后占领宜章、永兴、临武、嘉禾、耒阳等地达两月之久;同月,湖北国民党人组织数百退伍士兵在汉水流域脉旺咀等处举义反袁;19154月,吴大洲、薄子明等聚集革命党人两次进攻胶县与袁军激战;6月,前绍兴府都督王金发在浙江发动反袁起义;717日,革命党人钟明光用炸弹炸伤广惠镇守使龙觐光(龙济光兄)及卫士十多人;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执信和邓超等领导革命军在惠州、博罗和佛山地区起义;19151110日,陈其美等在上海外滩白渡桥上刺杀上海护军使郑汝成;125日,肇和舰起义讨袁。关于当时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孙中山是这样总结的: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武汉京津扼要诸军同,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当以秦陇一军,出关北指;川楚一军,规画中原,闽粤旌旗横海,合齐鲁以捣京左。……犁庭捣穴,共戮国贼,期可指日待焉。”⑨所以,正是全国有了这样的形势,才有此后护国起义爆发和取胜的必然结果。

作为护国运动发生地的云南、贵州的民心所向更是此次运动的直接动力。以云南为例,还在二次革命发动时,云南民众就对袁世凯破坏国会,毁弃约法表示愤懣,董鸿勋等一批青年军官即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合资创办《滇声报》,不断登载揭露袁氏丧权辱国的文章,为此曾遭到官方的迫害,编辑被拘捕审判。时任滇军团长的董鸿勋派兵去审判厅强令放人。当唐继尧免去董之职时,因滇军军官均表不滿,后来唐不得不恢复董之职。筹安会发起后,云南全省骚然,大街小巷公然叱骂袁贼,滇军中下级军官更奔走呼号,全省空气之紧张,远甚于辛亥之光复。唐继尧正式表态支持反袁护国之前,滇军团长以上的军官罗佩金、赵又新、黄毓成等曾召开过五次秘密军事会议,进行反袁部署。他们不仅一致表示拥护共和、宣布反袁独立,甚至具体讨论了起义和作战计划等。当时,这些反袁的军官在致力争取唐继尧时曾作有杀和逐的两手准备。所以,关键时刻唐继尧的转变,是缘于民众和部下的压力和云南地方民心、军心的向往民主共和,坚决反对封建复辟的影响。

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刘显世身上。贵州辛亥革命失败后,开放、变革、要求民主、共和的思想在贵州社会中仍在不断发展,尤其是以王文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军人,他们或是为救国而投笔从戎,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参加云南辛亥革命,受了民主共和思想的薰陶,怀有希望中国走上民主共和道路的愿景,强烈反对封建帝制复辟。所以,就在刘显世首鼠两端、迟迟不对与云南一起宣布独立、反袁问题表态时,在黔军内部既有王文华、吴传声等军官或当面表态,或写信劝谏,要刘显世对袁世凯窃国称帝之举誓死反对;在社会上,有关反响更越来越大,19155月,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时,贵州社会各界纷纷集会,声讨日本侵略,并组织救国储金,宣传募捐等。贵阳达德学校的黄齐生领导全校师生参加贵阳各界举行的示威游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罪恶阴谋,宣传救亡。女教员杨兴华在集会上演说时,拔刀断指,血书勿忘国耻,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为激励师生们的爱国热情,黄齐生还刻碑勿忘五月九日,立于校中,并排演反映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剧。筹安会出笼后,该校校长聂正邦和黄齐生等数十名教职员工曾致电斥责筹安会说:君主之说适足以惑乱人心,甚非国家之福。当云南起义的消息传来,贵州民众即要求响应,宣布贵州独立讨袁。知识界代表肖廷菼则上书刘显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军巡按可欺,广大人民不可欺,袁世凯盗国之罪,罄竹难书,流恶无尽。滇中首义,七百万黔民喁望弥殷,请讨尤急。要刘显世在滇已开其先路,黔即踵其后尘。……以爱国之热忱,问其滔天之罪恶,相率牂牁子弟,还我河山,不朽之勋,当与黔灵并峙。”⑩黄齐生还派外甥王若飞持书赴铜仁策动彭公武团长举义讨袁,他自己则亲自到云南积极从事联络工作。191611718日,省绅、商、农、工各界代表二千余人连续举行大会,愤怒声讨袁世凯的罪恶,贵阳大街小巷为之沸腾。会后,各界推举代表数百人赴护军使署向刘显世上书,高度赞扬云南首举义旗,其书曰:黔至今日,危殆极矣。大祸岌岌,近迫眉睫,七百万人同蹈水火。民政长官,弃民如芥;中央政府,视黔为敌。呼吁无闻,死亡谁恤?”“凡属国民,稍有人心,谁不愧愤?滇省首创大义,举兵反对,堂堂正正,薄海同心,义声所传,咸思奋袂。强烈要求刘显世为身家计,为地方计,为国家前途计……俯从民意,早建旌麾。在此期间连续不断的群众集会,为辛亥革命以来贵州地方所绝无仅有,其所反映的人心所向对包括刘显世在内的每一个贵州人都产生有影响,如刘显世依重的张彭年、郭重光等人亦因受了形势的影响逐渐转向反袁。故此后,张曾在兴义劝刘显世潜支持起义,又和戴戡劝说易荣黔以团结为重不要阻挠滇军入黔。1916124日,戴戡率护国军先遣纵队抵达贵阳,不仅对刘显世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24日,刘的老相识戴戡又在贵阳数千人的集会上发表鼓动民众反袁的长篇演说,这一切都直接、具体促使刘显世终于转而宣布:愿与父老昆季共生死、一起反袁的态度。    

人民群众对护国运动自始至终的大力支持、拥护和参与和广大护国军官兵的英勇奋战则是护国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知道,云南起义时所能依靠的滇军和黔军原本人数不多,滇军仅两师一团,二万人,黔军只六个团,还不到一万人。其武器装备比较落后,而对手袁世凯拥有训练有素的直属陆军十二个师、二十五万人以上,并有一支海军,其武器装备之精良远胜护国军。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按照护国军拟三路进军的计划,决定在护国第一军之外再组建两个军。为此,云南都督在昆明设立了征兵事务所,除召集以前的退伍官兵外,并派人赴云南各县招募新兵。当时,云南各族民众积极响应此号召。因民众要求参加护国军的热情甚高,扩军不得不有所限制,致使部分志愿入伍者不得如愿。在不长的时间里,护国军各部迅速扩编了二十个步兵团、炮兵和骑兵各一个团、警卫军二个团,使云南军队总数达到步兵二十八个团,炮兵、骑兵各二个团,警卫军四个团,共计三十六个团及若干独立连队,其人数较以前增多二倍。在基本兵力达到预期要求后,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举行宣誓大会,随即向川边开拔。当时,昆明全城悬挂旗帜,张灯结彩,热烈欢送。也正是此前、此后广大群众持续不断的拥护、支持的革命热情,形成为护国军官兵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所以这支部队,无论是在川南叙府、泸州、纳溪等战场,还是在川北重庆、綦江、湘西战场,尽管在人数、武器装备远不如对手的情势下,却能够以弱胜强、克敌致胜,其原因我以为,并非是指挥官料敌如神、用兵有神。因为蔡锷、唐继尧,刘显世、王文华在当时都算不上杰出的军事家,而一度出任滇黔联军右翼军司令的戴戡,还只是一介书生,毫无带兵的经验,但其后黔军在綦江等地颇有战绩。也不完全是因为敌手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而是因为护国军广大官兵敢打敢拼,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勇于为民主共和献身的信念和表现。

和云南民众积极参军以拥护、支持护国军主力的表现不尽一致的是,护国黔军在川南、湘西战场的胜利与黔中人民直接、积极支援密不可分。 

在贵州宣布反袁独立后,全省各族民众的爱国热情又一次高扬起来,当时在贵州城乡的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中,再一次掀起了保卫民主共和的热潮。当独立消息传到城乡之后,各地群众到处张贴标语口号,悬挂旗帜,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其反袁的意愿和要求。

其间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景象。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各族民众对贵州独立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苗、彝、布依等族同胞,自发地在省内各地的场坝上集会,或吹芦笙,或跳舞,高唱袁逆太无良,欺我五大族。等内容的歌曲。正是在这种情绪的导引下,黔西县沙窝彝族土司安瑞卿家,原购有快枪一百枝以防土匪,为了支援护国军讨袁,他表示自愿捐出这批枪枝以作军用。黄平县各寨苗胞,自发组织苗军数千人,他们以袁世凯像为箭靶,用药箭射之,日日操练,誓作护国军后盾,随时准备开赴战场以报效国家。在该县的旧州,苗胞还成立了讨贼讲演所,派员分头下乡讲演袁世凯的种种恶迹,宣传激励群众奋起讨袁。由于宣传工作的深入广泛,当时贵州各族青年为了支援护国战争,纷纷参军入伍,奔赴前线,英勇杀敌。

贵州邻近战区地方的民众,更有直接投身护国战争、自动成立义勇队、积极配合护国军作战者。川黔交界处的习水县义勇队,曾深入川边北大坪一带,神出鬼没地袭击驻北大坪的北洋军,不断给敌以重创。后又攻入五亩田,夺获敌枪械数十枝,同时毙伤北洋军多人。在务川,以王小珊为首的义勇队,有众二千余人,他们活跃在乌江下游一带,坚持开展游击战,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不断骚扰驻涪陵的北洋军,并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驻渝敌军。家住桐梓地区的边民王思孝,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军,诳骗北洋军进入护国黔军的阵地或伏击圏内,使敌人遭受沉重打击,伤亡惨重。

当川、湘战场频传捷报时,贵阳各界民众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或奔走相告;或打锣敲鼓、燃放鞭炮,以示庆祝。有的人还扎起标语牌,上书庆祝大捷等四个鲜红大字,并沿街进行宣传。就连大街小巷边卖豆腐、凉粉的小摊上,也都张旗挂彩,表庆贺之意。当时,贵阳等地的教师、学生和各界知识分子,更利用报纸、文艺等各种手段,广泛宣传贵州起义后反袁斗争的大好形势。而类似的宣传工作卓有成效,确实起到了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拥护护国反袁斗争的推动作用。当时,贵州立宪派的《贵州公报》、护国战争期间知识界所办的《铎报》,自贵州起义后,每天都详尽报道护国反袁的各种文告、通电、战报、社论、评论、消息、短讯等,广泛宣传了护国讨袁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最后取胜的必然性。海量的文章无情地揭露了袁氏的叛国罪行,抨击了封建帝制,指出我国共和,为无数先烈以头颅热血所换来的,中国人奋起捍卫、拥护共和,是国民应尽的天职。护国军是为保国卫民而战。这些言辞词锋犀利的文章,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反袁的斗志。在此期间,贵州的报纸都及时刊载护国军的捷报,有时候,遇有重大胜利,还特地出号外,增派投递员,及时将载有前方喜讯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

贵州的文艺工作者在护国战争期间,还以充沛的感情创作出活报剧《讨袁新剧》,从19164月初起在贵阳祖师庙连续演出。该剧共分七部:(一)袁氏称帝;(二)滇黔起义;(三)武汉会师;(四)直捣幽燕;(五)生擒袁逆;(六)裁判定罪;(七)巩固共和。全剧台词生动,剧情紧凑,更因其与现实紧密结合,形象生动,演出逼真,故而收到较好效果。此剧为首义各省首创之作,当年曾观看过该剧的观众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对有关剧情和当年演出情景等,犹感历历在目而赞叹不已。

护国黔军出师讨袁后。为了动员人民大众积极参加支前工作,1916319日,省绅、商、学、报各界曾发起成立了贵州征兵抚恤会,并发布布告,号召各县成立分会,开展捐金、抚恤等等活动。主要是抚恤战死者家属和抚恤伤员。该会所拟定的捐金抚恤的具体办法是:甲等,一户每月认捐黔币五角;乙等,一户二角;丙等,一户一角;丁等,一户五分。捐献原则是:愿多捐者听便。布告还号召各县推广这些做法并在当地组织分会,以便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开展支前活动。当时,省征兵抚恤会的倡议立即得到全省人民的热烈响应。是年42日,贵阳曾召开公民大会,进行支前动员。接着,全省素来极富爱国思想的妇女群众积极起来响应。49日,在贵阳公园内召开了有一万多妇女参加的大会。黄淑媛、汪继坤、赵德馨等女士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说,她们中有的介绍护国黔军在前线的英雄事迹,指出袁兵不能来,黔省免受蹂躏,妇女免受残害,实仗护国将土捍卫之力。因此,抚恤护国军家属,即为护国军分担一分顾虑,亦为护国军增一分力量。有的则号召妇女要敬爱将士,恤惜伤亡,以慰忠魂。经过此次大会的动员,在贵州各界妇女中掀起了踊跃捐输的热潮,她们有的拔下自己头上的簪子,有的摘下耳环作为恤金,有的则尽其所有捐献,表现其一片爱国之心,成为贵州社会又一件空前盛举。正是在贵阳妇女的带动下,贵阳社会各界纷纷踊跃捐献,其间出现了许多十分感人的事例。如,有的小学生把自己买书的钱捐作恤金;有的挑水夫则将自己一天辛苦劳作的挑水收入捐献出来,由此可知,当时贵州社会无论富贫老幼都投入到捐金抚恤活动中了。

在省城的带动下,贵州各县亦先后建立起征兵抚恤分会并切实开展捐金活动。其中以黄平县献金最为热烈,在黄平县捐献多者有献金百元以上者;最少者也有数元。

省征兵抚恤会汇集了各地各族同胞的捐献之后,购买了药品、火腿、牛乳、食糖、蜂蜜、藕粉、毛巾、手绢等物品,送往医院,慰问伤员。遵义、桐梓等地的民众,深知家乡的安宁、实赖护国军的保卫,还公推王嘉春、杨崇、熊兆等人为代表,携带牛、羊、猪、酒等食品,前往松坎劳军。他们还冒着大雨,亲赴前线,代表家乡父老慰问护国黔军官兵,以表爱戴之忱。这对参战黔军将士起到进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护国战争结束后,北路和东路的黔军司令部,又将阵亡将士(包括义勇队队员)名册,经核实后送往抚恤会,按照等级抚恤其遗属;对于能清理的忠骸遗骨,也都尽可能地迁回故土安葬。对有重大贡献的将士,如吴传声团长,还为之建立祠堂,让死者享受烟火,并为人们长久怀念。

由此,护国战争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展成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决定了它有着广大群众的参与、军民合作,将士用命,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既能在前线打胜仗,而后方士、农、工、商亦能各安其业,社会秩序稳定,并最终取得胜利。如《贵州公报》的《论贵州与民国》的社论中所说:民国而有贵州,民国之幸,亦吾民族之幸也。讲的正是这种情况。护国战争期间,贵州民众和参战官兵又一次高举起辛亥革命以来进步和民主的大旗并使贵州社会在近代能够与全国一起继续有所前进,这是贵州地方和人民在近代对中国又一次卓绝贡献,更是贵州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光辉的一页。

注释:

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月版,第927頁。

见杨维骏:《领导护国运动的是什么政治力量》,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集,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2年版,第123152页。

见杨维骏:《领导护国运动的是什么政治力量》,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集,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2年版,第127页。

贵州军阀史研究会等:《贵州军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10月版,第48页。

贵州军阀史研究会等:《贵州军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10月版,第49页。

贵州军阀史研究会等:《贵州军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10月版,第51页。

贵州军阀史研究会等:《贵州军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10月版,第5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月版,第695页。

邹国彬:《丙辰护国录》,《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42

邹国彬:《丙辰护国录》,《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42页。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3期。

作者简介:林建曾,1943年生,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主要研究贵州史、宗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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