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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讯:资源互补、婚俗类同与结构性力量保护下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以广西崇左市G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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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有的边境跨国婚姻研究中,学界过多关注于婚姻缔结的形式和导致的后果,缺乏深入地对边境跨国婚姻生活的机制分析。本文以广西崇左市G村为个案,以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缔结的社会基础为起点,侧重于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缔结和婚姻维系的生成机制与实践逻辑研究。研究表明:中越边境地区普遍存在一种因国内婚姻挤压过剩男性与越南婚姻市场上过剩女性进行婚姻匹配模式,这种婚姻现象有效的解决了国内婚姻资源配置失衡和越方女性资源供应过旺,形成婚姻资源配置互补。而这种现象正是以中越边境地区的地域婚俗文化类同为基础,依托社会结构性力量为庇护,以实现婚姻价值和圆满人生意义为目标,从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婚姻生活。

关键词:婚姻资源;婚俗文化;跨国婚姻;边民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体制转型、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加快,在打工潮的冲击下农村传统的婚恋模式、婚恋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通婚圈扩大和婚姻市场形成对农村婚姻带来了巨大冲击。如:婚配梯度转移造成了农村贫困地区男性打“光棍”现象逐步增多,婚姻市场的形成导致了婚姻挤压现象越来越严重,并不断拉高婚姻成本等,已经成为大多数农村贫困地区的普遍现象。受婚配梯度转移和婚姻市场的冲击,农村传统的通婚圈逐步瓦解,全国婚姻市场逐渐形成。显然,在全国婚姻市场竞争中,中越边境地区因缺乏婚姻资源禀赋参与竞争的男性往往会处于劣势并成为大龄剩男。同时,受越南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性别比失调及其他因素影响,婚姻适龄女性较多,这样一来在广西崇左边境地区大龄剩男娶越南女性为妻便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国婚姻出现了逐年递增的趋势。[①]中越两国一衣带水、相互毗邻,其中广西与越南边境段约1050余公里,基于地缘相连、文化习俗相近、语言相通、农业劳作相似等,自古以来两国边境地区双方边民就有通婚的传统习俗,特别是1991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其通婚数量呈逐年上升之势[②]边境跨国婚姻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边境跨国婚姻问题,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颇多,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从跨国婚姻的类型与特征进行相应的研究指出在我国边境地区跨国通婚较为普遍,但在不同区域形成的婚姻类型、婚姻缔结途径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些差异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婚姻模式。[③]显然,在不同的跨国婚姻模式中,受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表现出来的特征不同。[④]二是从国家认同视角进行相应的研究指出越南女性嫁入中国在国家认同层面往往出现认知困境,不仅导致妇女在国家、群体、自我身份认同上的三重危机[⑤],还会引起子女在国家认同和社会化方面引发一系列问题。[⑥]因此,应该高度重视中越跨国婚姻中越南入境女性及其子女国家归属、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带来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⑦]三是从社会融入视角进行相应的研究指出受边境跨国通婚行政性制度的阻隔,越南女性难以融入到夫家社会关系网络中去,[⑧]不仅导致婚姻关系不稳定,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还会引发婚姻纠纷,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应对策略。[⑨]四是从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视角进行相应的研究指出在中越边境以通婚为名嫁入的越南籍妇女从事非法活动,造成地方社会治安混乱。[⑩]因此,应该加强非制度和制度性社会控制,[11]尤其是应该完善法律制度和加强法律介入,[12]对跨国婚姻实施综合治理,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13]

综上,学界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婚姻现状、婚俗形式、婚姻特点、存在问题与带来的社会影响层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为继续推进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对边境跨国婚姻生成机制和实践逻辑的关注甚少。因此,本文以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缔结的特征和社会基础为起点,试图通过对中越边境地区婚姻资源配置互补和地域婚俗文化类同分析,以此来揭示社会结构性力量保护下边境跨国婚姻的生成机制和实践逻辑,从而为认识边境跨国婚姻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特征与社会基础

G村是广西崇左市的一个行政村,与越南交界,全村8个村民小组,有4721907人,壮族约占95%,其他为汉族、苗族、瑶族其中所占人数最多,约占60%次是农、马姓等。改革开放以来G村的经济发展较快,2015人均收入为7439交通基础设施较好,电子通讯设施较为健全,家庭住房条件改善较为明显,80%以上农户建楼房根据我们调查,G共有16跨国通婚,全是越南妇女嫁入G村,无G村妇女嫁到越南的现象。在这16例跨国婚姻中,介绍认识共12例,打工认识共4例;从中方男性的特征考察看,经济困难型(主要是丧偶、残疾、精神失常及贫困型光棍)共12例,离异、残疾及其他原因型共4例;从越方妇女的特征考察看,大龄剩女型共6例,丧偶型共4例,离异型共3例,残疾型共2例,精神失常型为1例;在这16例跨国婚姻中,婚后生育2个孩子共6例,生育1个孩子共9例,未生孩子为1例。

(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表现特征

1.择偶特征

G村婚姻择偶上考察看:一方面表现为“自由恋爱型”择偶。因G村与越南地处交界,边民之间的往来较为密切,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出来的雇佣关系较为普遍。如:G村在政府引导下大量发展甘蔗经济作物,每逢收割甘蔗季节,G村大多数家庭会雇佣越南边民收割甘蔗,因为请越南人收割工钱便宜(请本地人120/天,请越南人仅为60/天),且越南边民也非常乐意来G村打工,这就为自由恋爱型择偶提供了条件。根据我们的调查,在G村的16例通婚中,打工相恋型为4例,占25%。另一方面表现为介绍型择偶。受地理位置相连、地域文化习俗相通、生活习惯等相似的影响,在G村两国边民之间的民间往来较为频繁。因此,在通婚上通过亲朋好友和熟人介绍缔结的婚姻情况的比例较高,从统计来看共有12例,占75%。在介绍型择偶的婚恋模式中,一方面是通过媒人(中介人)介绍,尤其是通过亲朋好友作为中间人介绍为8例;另一方面是“滚雪球”介绍,即先嫁入G村的越方女性把她在娘家的女性介绍到过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虽然这种方式在G村只有4例,但据当地人反映,在其他村普遍存在,而且占较高比例。

2.婚配特征

从婚姻市场资源匹配上考察看,G村跨国婚姻主要呈现出“弱弱结合”模式。“弱弱结合”是指在跨国通婚行为中婚姻主体在婚姻市场上基本丧失竞争优势的人群,即:在既定的婚姻市场中,这个人群中的男性打“光棍”的概率较大,而女性沦为“剩女”风险较高。当然,在“弱弱匹配”型婚姻中,因婚姻主体双方在婚姻市场上并不占优势地位,所以一旦他们结为夫妻就有利于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如:夫妻双方越轨概率相对低,离婚后再婚的婚姻成本高等。从我们统计来看,嫁入G村的越南女性中有10人是离异、丧夫或残疾等问题,占到总数的52.5%。同时,在16例中方男性中,全是处于婚姻市场竞争最底端的男性,要么是丧偶或离异,要么是伤残、家庭贫困或进入“光棍”行业的大龄男性。从婚姻稳定性上考察看,在婚姻择偶上进行同类匹配是有利于婚姻稳定的,即在G村边境跨国婚姻中的“弱弱结合”婚姻模式其稳定性较强,这也是边境跨国婚姻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

3.婚姻维系特征

从我们在G村调查的情况看,跨国婚姻在婚姻维系上大多数是地方习俗通过举办结婚仪式缔结成为事实夫妻关系,这类现象被称为“事实婚姻”。[14]16例跨国婚姻统计看,有13例因各种原因仍未办理结婚证。这种现象在G村村民看来是非常普遍的,按照黄某的估算,在G村附近的村/屯里没有办理结婚跨国婚姻应该在80%以上,以“事实婚姻”形态存在的占绝大多数。一方面是作为婚姻主体的越方女性,在回国办理相关户籍、身份证等迁移手续时会遇到障碍,难以顺利办理。另一方面办理相关手续的成本较高,根据受访者介绍,办理跨国婚姻结婚证一般要花费上万元,尤其是女方回国办理相关证件和差旅费支出较大,这对于婚姻当事人来说,尤其家庭贫困的夫妻,办理婚姻登记的成本太高、手续复杂、很多人不愿意去办理,从而导致了“事实婚姻”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中越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基础

1.地方内生性规范较强

从农村社会秩序来看,其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国家行政权力嵌入,如人民公社是国家行政权力嵌入的典型;二是村庄内生秩序,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庄的内生秩序主要依赖于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因其性质属性、整合强度和涉及的广泛性,构成了联系中的人们的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为村庄社会稳定提供了秩序基础。[15]G村传统的社会基础考察看,它是一个具有内生性规范秩序的村庄。如:村庄传统习俗保持较好,约定俗成的规矩仍然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起作用,村庄社会的舆论压力对人们参与社会交往仍然起到很大制约作用等。G村与越南交界,除了受国家边境线切割以外,两国边民之间的风俗习惯、内生秩序、社会舆论等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两国边民之间认为祖辈以来就生活在相同的地域,日常交往要友善和睦,做事要讲信用,做人要讲诚信等。也就是说,以G村为圆心,方圆几十里内的边民们在民风民俗和舆论秩序上是相似的,并以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构建起一个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由此形成了两国边民之间彼此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认同及价值需求等基本相一致的场域,并依托地缘和业缘关系逐步建立起一种比较稳定的内生秩序。[16]G村的跨国婚姻考察看,地方内生性规范秩序是婚姻缔结、形成及维系的重要力量。

2.两国边民社会交往频度高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是一种基于地缘、族缘和业缘等社会网络之上所形成的,而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基本是通过婚介公司或商业化促成的,前者跨国婚姻是带有“熟人性”逻辑,后者跨国婚姻带有“商业性”逻辑。[17]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婚姻缔结是在相对固定的通婚圈内完成,通婚圈的大小也决定了夫家与娘家地理距离的远近。然而,G村所在区域的通婚圈虽然受到了区域国家边境线划定阻隔的影响。但是,因两国边民之间的社会交往频度较高,其通婚圈受到冲击并不大,尤其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边境贸易、农业雇佣关系交往频繁,这为通婚创造了条件。我们在调查访谈中,GL组的村干部黄某说他婚前经常去越南从事边贸活动,认识妻子并互相了解、信任后结为夫妻。从G村的社会交往考察看,它是建立在边贸活动、农业雇工及社会性往来,并建立起相对稳定但又有内生规范秩序的通婚圈。事实上,我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比越南高,吸引了不少越南妇女群体入境打工,这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流动性的通婚圈和较为隐性的婚姻市场。如:一部分越南女性通过打工认识了我国边境男性之后就结婚,或以业缘为交往途径经亲朋好友介绍结婚,以及通过两国边民之间具有族群认同的传统节日、亲缘等途径认识,并建立婚姻关系,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通婚圈。

3.婚姻理性化程度逐步提升

婚姻理性化是基于婚姻成本和婚姻意义而言,通常情况下婚姻成本构成婚姻理性化的前提,婚姻意义则是婚姻理性化的体现。从G村两国边民的跨国婚姻考察看,一方面是近年来受国内婚姻挤压的影响,G村的婚姻成本逐步提高,在婚姻成本与适龄女性婚姻被捆绑在一起时,婚姻的物质性就呈现来。[18]这对于那些家庭贫困或处于婚姻市场底端的男性来说,想在国内婚姻市场完成婚姻大事就非常困难了。因此,他们在面对高额的婚姻成本时,会将理性化算计纳入到婚姻中来,如:娶本地女性要支付几万元高昂的彩礼费,娶越南女性的婚姻成本低,按照当地人估算其婚姻成本相差在5倍以上。这样一来,那些因家庭经济困难以及在婚姻市场遭受婚姻排斥的双重压力下的剩余男性在婚姻上往往会采取就近原则,跨过边境到越南国内寻找女性资源。另一方面从婚姻主体越南一方考察看,受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影响,很多越南妇女很愿意也很向往嫁入中国。我们访谈越南媳妇,问她们为什么愿意嫁到中国边境来,她们几乎都是相同的回答“嫁给本地男人太穷,无法过日子,嫁到这边(G)的日子比在国内好过。”可以看出,相对于跨国婚姻中的越南女性来说,她们对婚姻的意义是有预期的,对婚姻意义是有理性化算计的,以婚姻作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手段是实现人生幸福的目标,即越南本地男性太穷无法为她们提供一整套过日子的幸福生活,因此嫁到中国则可以实现她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

三、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生成机制

(一)婚姻资源配置互补是跨国婚姻产生的前提

在转型背景下,受打工潮冲击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农村年轻女性远嫁沿海地区或大城市、城镇逐步增多,使农村传统的通婚圈走向瓦解,逐步形成女性资源梯度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在婚姻市场上处于顶端的优质女性嫁本地越来越少,婚姻市场出现失衡状态,导致农村出现“男难娶、女好嫁”现象。[19]GT组统计为例,在50余户家庭中,出生在19701989年的年轻女性有30余人嫁到本县以外,导致了传统通婚圈内婚姻资源供需失衡。同时,从外地嫁入本村的女性非常少,以T组统计为例,从外地(本县以外,不含越南女性)嫁入的女性仅为2例,其中1例还离婚后离开村庄。可见,随着通婚圈的扩大,农村婚姻市场上出现了供需失衡现象,婚姻挤压现象逐步凸显。这对于农村男性未婚青年来说,要完成结婚大事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通婚圈,要积极参与全国性婚姻市场竞争。然而,在城乡之间和沿海与偏远农村之间形成全国性婚姻市场上,没有婚姻资源禀赋参与婚姻市场竞争的年轻人就成为了大龄剩男,一辈子打“光棍”的风险非常高,农村普遍出现了婚姻刚性需求现象。但是,G村村庄内生秩序中,作为家庭中的男性不仅要参与村庄社会性交往,还要完成传宗接代家庭伦理性使命,这对于村庄中处于婚姻市场底端的男性来说,利用地理区域优势娶越南女性结婚并完成家庭伦理使命就成为了一种选择。

  同时,从越南一方的婚姻市场考察看,在与G村交界的边境地区出现了婚姻市场上排斥过剩女性的现象,这是因为受战争和其他原因的影响,导致男女性别比失调。[20]在性别比失调背景下,尤其是女性多于男性为越南边境婚姻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婚姻市场上排斥处于底端女性尤为明显。我们从G村的考察看,在边境跨国婚姻中都是以越南女性嫁入中国,而没有发现中国女性嫁入越南或中国男性到越南做上门女婿现象。同时,受性别比失调的影响,越南边境地区的婚姻市场还出现分化现象。在我们们访谈中得知,越南年轻人在婚姻市场上出现了逆向型“门当户对”,即:要么年轻女性自身条件好,要么家庭经济条件好和拥有其他婚姻资源禀赋才能在当地嫁个比较理想夫家和选择一个较好的男人。这对处于边境落后的农村普通家庭来说,因家庭经济原因,尤其是父母无法提供体面的嫁妆陪嫁,往往难以圆满自己的幸福婚姻。特别是因离异、丧偶和身体出现伤残的女性,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就会失去优势,掉入最底端,很难进行婚配。因此,嫁入中国并成为众多处于底端女性的最佳选择,这样一来在中越边境地区就构成了婚姻资源配置供需互补现象,并成为边境跨国婚姻形成的重要条件。

(二)婚姻文化习俗类同是跨国婚姻产生的基础

从我们对边境跨国婚姻考察看,构成边境跨国婚姻社会基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婚姻文化习俗类同。以G村为核心方圆几十公里内两国边民在社会交往、民族传统习俗、农业生产生活、伦理道德规范等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如:在两国边民在婚姻习俗和婚姻仪式、婚姻行为规范上是有密切相联的社会文化历史渊源,在语言交流、家庭伦理规范、居住模式、饮食习惯、传统服饰、丧葬礼仪以及民间信仰等都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不仅是构成跨国婚姻的基础,还是维系婚姻稳定的核心纽带。同时,在边境跨国婚姻中还存在着族群认同,虽然两国之间在民族划分和称呼上有所差异,但边民之间以族群的生活习惯、言语及文化价值体系来区别对待通婚。从我们调查的16例中越通婚案例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壮族到越南娶妻子是找越南的侬族或岱人,而苗族通常选择赫蒙族,京族找越南的越族为妻等。这种现象在当地边民戏称为:“黄牛跟黄牛,水牛跟水牛”。也就是说,两国边民在婚姻自主择偶上会考虑婚后婚姻维系的稳定性,以同一族群为基础建立的婚姻关系在语言沟通、饮食习惯、婚姻价值、家庭伦理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是维系婚姻稳定的基础。

从婚姻习俗考察看,受地域文化习俗类同的影响,中越两国边民之间在婚姻缔结上往往是基于族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确立婚姻基础的,这样一来在择偶上选择性、婚姻仪式操办、婚姻行为规范和婚姻维系上就具有很强的共通性,使婚姻婚姻得以缔结和维系。如在婚姻缔结的程序上(婚俗上)是:择偶→合八字→下定→验婚→议婚→结婚→确立夫妻关系并生育孩子。可见,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两国边民具有相同的婚姻仪式基础,并通过一整套婚姻仪式规范使婚姻主体双方在村庄场域内结为大家认同的“合法性夫妻”,从而组建家庭和繁殖后代,完成人生任务和实现人生目标。显然,受客观条件制约和其它原因影响,在G16例边境跨国婚姻缔结过程中,大多数夫妻在结婚仪式上都会简化程序,尤其是在验婚环境通常不会用三年时间,一般半年甚至几个月,程序履行上点到为止,按照当地的话说:“验婚环节意思意思就行”。可见,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缔结的过程中,婚姻文化习俗类同是构成婚姻关系重要的条件之一,也是维系边境跨国婚姻稳定的重要基础。

(三)社会结构性力量为跨国婚姻提供灰黑空间

社会结构性力量对婚姻缔结和婚姻维系具有较大的影响,从G村社会结构性力量对婚姻的影响考察看,它主要来自于村庄内生秩序强有力的保护,即非制度性因素对边境跨国婚姻的影响非常大。当然,在G村的跨国婚姻是受国家正式权力嵌入制约的。一方面是当地政府婚姻管理部门有明确规定,涉外婚姻要办理相关手续才能结为合法夫妻,才能得到国家法律上的认可。另一方面是边境跨国婚姻的主体大多数处于婚姻市场上的底端,往往是家庭贫困和自身残疾及弱势群体,若按《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规定的办理结婚手续,不仅要支护较高的费用,还要到相关部门按较为繁琐的程序办理。根据G跨国婚姻当事人黄某说:“毗邻国边民申请结婚登记,须持有本国护照或代替护照使用的经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的边境地区出境证件、本国有效居民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等相关材料。其中尤其以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证明办理最为复杂,婚姻当事人往往在两国之间往返多次也未必能够成功,办理顺利几千元可以完成,不顺利来回折腾的花费上万元”。因此,在边境跨国婚姻中当事人往往会选择放弃办理结婚证,而按照当地风俗通过举办结婚仪式结为夫妻,成为“事实婚姻”现象。显然,国家权力嵌入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的“事实婚姻”影响不大。一方面是两国边民认同通过举办结婚仪式来结为夫妻,按当地人的话说:“办不办结婚证的意义不大,只要办个结婚宴亲朋好友知道就行了”。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对边民跨国婚姻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按照村干部的话说:“只要不做过分的事(不造成刑事案件)就不会找他们麻烦”。如:在T组黄某曾经是村庄中的大龄光棍,经常在村庄游荡,是村里众人皆知的爱惹事的狠人,并与村庄中多名留守妇女发生了婚外性关系,让受害者和村委会在惩罚上非常棘手。于是,在村干部和大家帮助下他娶了一个越南籍妻子(事实婚姻),从此过上安分守己的生活。

社会结构性力量对婚姻维系具有约束和保护双重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权力嵌入和非制度性力量保护之间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提供了一个灰黑的生存空间。一方面是中越两国边民有互相认同的地方内生性规范秩序。地方内生性规范秩序是基于同一地域而构建的,在相同地域内人们要获得社会性交往客观上要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则,否则就会受制裁,甚至被大家边缘化。也就是说,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指事实婚姻)在未取得法律上合法化保护背景下地方内生秩序可以为它提供保护。如:娶越南女性做妻子的中方男性不能虐待对方,且越方女性一旦嫁入中方后要遵守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生育抚养孩子、孝敬老人等。另一方面是受婚姻挤压的影响,大多数边境跨国婚姻主体都是婚姻市场上的剩男剩女,他们大多数人不仅处于婚姻市场的底端,还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在没有取得合法婚姻情况下他们需要寻求非制度性力量来进行庇护,从而维系婚姻的稳定。如:边境跨国“事实婚姻”从国家法律层面上看是不合法的,但在村民们看来只要通过举办结婚仪式就成为了夫妻,在村庄内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和庇护,这对于妻子来说对丈夫要从一始终和守妇道,对于丈夫来说也要遵守伦理道德不能四处沾花惹草,以及村庄中的男性也不能觊觎嫁过来的越南籍妇女等,为边境跨国婚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现象近年来逐步呈现出上升之势,虽然它发生在特定的中越边境地区,却是理解全国婚姻市场形成背景下边疆农村地区婚姻挤压现象的锁钥。在转型背景下,受打工潮冲击的影响,婚配资源开始梯度转移,农村传统的通婚圈逐步走向瓦解,彩礼不断被拉高,以及导致了“男难娶、女易嫁”现象。显然,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模式的出现是国内婚姻挤压背景下过剩男性与越南婚姻市场女性供应过旺形成婚配资源互补的结果,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边疆农村地区大龄剩余男性的婚姻问题,还为构建国际婚姻市场提供了借鉴。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建立是以婚配资源互补为前提,“弱弱结合”的婚配模式是婚姻挤压导致的结果,是我国边疆农村地区自发形成的跨国婚姻匹配模式的产物。同时,它以地域文化习俗类同为基础,以完成婚姻主体双方的人生任务和圆满人生意义为目标;而在那些并未取得合法性的婚姻中(事实婚姻),它寻求地方内生性规范力量来进行庇护,并维系婚姻的稳定性。这表明,在国家权力嵌入与地方内生性秩序之间为边境跨国婚姻提供了一个灰黑的生存空间,解决这类问题应从国家制度设计手,对涉外婚姻合法化应区别对待,不仅要从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实施应加以完善,还应充分发挥地方内生性规范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边境跨国婚姻问题和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诚然,在我国边疆农村地区婚姻刚性需求与供给不足背景下,跨国婚姻现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仍会不断上升,甚至将成为性别比失调背景下解决我国婚姻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原文刊于《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



[①]郑宇、杨红巧:《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以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为例》,《学术论坛》2009年第5期。

[②]王晓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动机和社会影响——以云南省麻栗坡县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③]梁茂春、陈文:《中越跨界通婚的类型与促成途径》,《南方人口》2011年第4期。

[④]吴振南:《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人口流动的经济和生态因素分析——以麻栗坡县A瑶族村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⑤]娟:《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⑥]耀:《跨国婚姻子女社会化问题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⑦]周建新:《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困境——以广西大新县壮村个案为例》,《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

[⑧]进:《脱嵌与悬浮:越南媳妇的关系网络的建构及其困境——以鄂东北四村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⑨]覃晚萍:《中越跨国婚姻纠纷问题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⑩]金治泉:《中越边民通婚的现状及法律思》,《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11]保跃平:《跨境婚姻行为选择的主体性特征及制度困境——以云南边境地区为例》,《南方人口》2013年第4期。

[12]雷明光、王保同:《我国边民跨境婚姻家庭的困境与思考——以云南、广西边境地区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3]任新民、纪洪江:《国家治理视阈下的云南边民跨境婚姻问题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4]讯:《抛夫弃子:理解农村年轻妇女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视角——基于黔南S乡的调查与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15]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6]陈讯:《结构弱化与价值失落:转型期农村赌博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黔东G镇的考察》,《南方农村》2017年第1期。

[17]陶自祥:《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研究——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人口与社会》2017年第3期。

[18]宋丽娜:《婚恋技术主义:农村90后青年的婚恋实践》,《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9期。

[19]陈琳、陈讯、蒲琨:《打工潮背景下农村“80”后返乡妇女家庭地位崛起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2期。

[20]转引自陶自祥:《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研究——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人口与社会》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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