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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祖贻:西部高原山地城市群的文化回望——读范松的《黔中城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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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祖贻:西部高原山地城市群的文化回望——读范松的《黔中城市史》.jpg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推而广之,则一方人造就出一方的历史与文化。近读范松所著,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近代黔中城市史》,(从城市萌芽到近代转型、近代化的艰辛历程、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群的征程)感觉到这部论著,是一种透过黔中城市发展历程研究,对我国西部高原山地城市群的系统文化回望。

贵州属西部不发达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城市群与东部城市群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长年以来,中国的城市研究多集中东部沿海城市,西部城市,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群涉及较少,该书的问世,尤其以文化作为视角所进行的考察,为我国广阔的西部民族地区城市群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范本。

一座城市从萌芽到发展、形成,离不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因素的交互作用。《黔中城市史》选择了贵州中部贵阳、安顺等城市为代表,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这些城市的发展进程,有重点地分析了种种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作者在《从城市萌芽到近代转型》中,提出贵州城市的形成一般有三种类型的观点,即:治所型城市、军事型城市、通道型(即交通要道型)城市,而贵阳、安顺两个城市,它的形成便是三种类型的结合。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贵阳、安顺等黔中城市,自城市雏形开始,就一直是政治治所(地方政治中心或省、府所在地);是王朝屯兵、驻兵及指挥所在;处于湖南至云南的交通要道旁。这大致反映了中国西部城市形成的特色。即:政治、军事乃至由两者派生出来的通道地位,是城市形成中的重要决定因素。由此而形成的城市及其发展历程,与东部城市比较,往往是经济、文化因素的缺失,这又势必给城市带来某些缺陷,如经济辐射力弱,文化相对滞后等。诚如《黔中城市史》作者所指出:以贵阳、安顺为代表的西部城市,不像东部城市,长期以来是周边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时间跨度里,发展始终显得十分迟缓,也导致了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不平衡。”时至今日,我国西部地区城市,无论是软实力或硬实力上,都显得先天不足,追本溯源,还是从城市形成初期便已渐次积累下来的。

当然,我们不能独立地看待政治、军事和通道因素与城市萌芽与发展的关系。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文化的交流。黔中优越的地理区位,使之成为荆楚通向云南,巴蜀通向岭南的枢纽。于是才引出了汉使在南越吃到枸酱,进而推断出可经夜郎,以汉之强,巴蜀之铙,通夜郎道平定南越之举;才有了唐蒙通夜郎,约为置吏,以夜郎侯子为吏的故事。许多孤立的历史事件看似偶然,背后却隐藏着诸多必然趋势。到了明初,明王朝要消灭深藏于云南境内的残元势力,充分利用了贵州的战略重要地位,全力以赴经营贵州,广设卫所、大兴屯田。残元梁王势力被平定后,朱元璋为保住湖南——贵州——云南这条通道的畅通,不惜在大道两侧派驻重兵,由是,一个特殊的移民团体——屯军和他们的家属群,在广袤的黔中地区定居下来。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而且历经六百年而不衰,衍生出唯贵州独有的屯堡文化。

在《近代化的艰辛历程》中,作者从从黔中近代化的艰难启动、抗日战争与黔中城市发展的机遇、黔中地区获得解放后城市的新生等三方面,着手,在考察自辛亥革命前后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七十余年间黔中城市的近代化历史后,分析认为:黔中城市的近代化是基于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加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距离国家中心遥远等三种因素叠加制约的情景下一步步行进的。该书将贵州近代化分为启动、缓慢发展、抗战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加速、曲折发展、工业体系初步形成等五个阶段,不仅符合黔中地区城市发展的客观实际,给其后黔中城市的发展予带来一定的启示,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针对贵州特殊喀斯特地理条件,探索出一条适合西部高原山地城市化的发展途径。读后感到,作者不仅基于翔实的史料,对黔中城市从古代到近代化的演变轨迹作了系统的剖析,亦是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对这一转型时期黔中地区城乡文化的一种历史回望。

黔中城市向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目标奋进的历程,是《黔中城市史》第三部的主体内容。作者在书中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黔中地区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群的伟大征程,从理论的高度,探讨了黔中地区城镇发展的独特性,为贵州城镇化发展对经济、文化的推动提供了理论支持。

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地方,贵州更是中国西部山地高原的典型。《黔中城市史》指出:古代贵州,是中国南方氐羌、苗瑶、百越、百濮四大族群的交汇地,城市的形成正是这些古族群相互交流的产物。黔中的城市群从一开始便在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百越文化与氐羌文化的环绕之下,所以形成了“五方杂处”的地域文化。这可说抓住了如贵阳、安顺这类黔中文化主要特色。长时期五方杂处的文化环境,反映到民族关系上必然是相互包容,平等聚处,民族间你中有我,关我中有你。至今,贵阳、安顺等黔中城市及市郊,仍有众多民族交叉分布,有众多少数民族节日盛会场所,民族商品集市星罗棋布,多元一体文化共存繁荣,保持着黔中城市群靓丽的文化景观。

《黔中城市史》对黔中城市群所进行的分析,因其能从文化视角展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典型性与特殊性,给今人以启示,对当前正在推进的西部大开发,小康社会建设以及城镇化进程,无疑都能有积极作用。城市构建是我国城镇化的一种趋势,据有关学者统计,全国被认可的城群在15至23个之间,但均普遍存在城市层级分工不尽合理,体系不够完善,发展不够平衡等问题。有专家指出,这些现象特别集中在“扎堆出现的中西部城市群”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4日)。如果将西部城市群与东部地区相比较,不仅水平落后,在城市理念上、规划上,往往容易受制传统思维模式,盲目追求东部城市群的发展格局,生吞活剥欧美城市群的发展观念,导致城市群的千篇一律和万城同貌现象。有鉴于此,我们也特别希望有如《黔中城市史》这类对西部中心城市群进行文化回望的论著,以深化不同地域城市群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助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进程。

(作者系贵州省著名历史学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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