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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孝明:固守本心 坚守道义 ——读《四足歌》有感中国家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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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训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涉及到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凝聚、积淀着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诸多方面。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家训文本,是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之大宗,《四足歌》即是其中很有特点和风格的一种。

一般而言,家训是以家庭的幼小成员为教育对象,其旨归即所谓“蒙以养正”。而《四足歌》从其内容而言,不仅是成人的自箴标准,其说教对象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将近成家立室的年轻男子,是别具一格的家训教条。《四足歌》内容质朴平实,但却吸收和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智慧,也采撷了中国历史典故和家训文化的诸多成分,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要素。

《四足歌》吸收了孔子的“孔颜乐处”的精神。孔子表达他平居生活与对富贵的态度时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认为,吃粗粮,喝凉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自有乐趣在其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他而言就如同天上的浮云一样无足轻重。孔子赞叹他的弟子颜回在艰苦的环境中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不改其向道和吾性自足的乐趣,认为这是颜回非同常人的贤德:“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孟子认为养心之方与保存之道莫过于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四足歌》“茅屋是吾居”、“淡饭充吾饥”,明显烙有“孔颜乐处”的痕迹。

《四足歌》吸收了老庄思想的成分。老子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所谓“素”与“朴”都是指人的自然本性。见素抱朴,现其本真,守其纯朴,谓不为外物所牵引,更不为外物所奴役。庄子也言:“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即那些嗜好和欲望太深的人,他们天然的本能就很浅薄。老子还说:“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意思就是说,“我有三个处世的良方,长期持守且宝爱珍藏着它:第一宝为慈爱,第二宝为俭朴,第三宝为面对名利不占天下之先。因为慈爱所以才勇于去帮助别人;因为俭朴少了很多的欲望和杂念,所以才能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那些对于名利、地位都不争先的人,才会成就大事业。老子又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财宝满堂,无人能守藏;骄奢淫逸,则自寻祸患;成功了便隐退,才合乎自然大道。老子还言:“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过分地贪爱女色一定会极大地耗费精力,过多的贮财藏宝而不与人分享,最终为众人所劫取而损失更多。所以只有无私无欲,知足不贪,才不会招致羞辱,只有能够把握事物的分寸,才能避免危机。

《四足歌》吸收了佛教的智慧,采撷了中国历史典故的优秀成分。佛教有一个“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个故事讲出一个平日大家都明白却又很难做到的道理:人活着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再多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到头来都只是过眼云烟。人生短暂,应该知足常乐,切忌贪得无厌,这个故事是对人们的一种警醒。如“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个出自东汉宋弘的典故。东汉初年,刘秀起用西汉时期的侍中宋弘,并升他为“太中大夫”。刘秀的姐姐守寡并看上了宋弘。刘秀想把姐姐嫁给宋弘,问宋弘对“贵易交,富易妻”的看法。宋弘回答道:“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只好放弃。《四足歌》言:“丑妇是吾妻,休想美貌的、妖娆的”,即含有此典的意蕴。

《四足歌》借鉴和吸取了之前的家训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的家训家规,虽然因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各有特点和差异,但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宗旨、教育形式、教育路径还是有相同或相近之处。而且,不同的家训家规之间,还存在互相参照,互相吸收,取长补短,臻于完善的情况。《四足歌》与朱熹《朱子治家格言》相比即可见一斑。《朱子治家格言》言:“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倚”。这些内容在《四足歌》中也可以找到相应的义项。朱熹生于赵孟頫、方钝、杨慎等人之前,《朱子治家格言》在历史上又最有名,被人们奉为家训之圭臬,《四足歌》吸收其思想内容也不待言。但《四足歌》是历史文化名人的人生经历所得并加以流传,其内容简洁明了,层次分明,形式富有诗歌的节奏和韵律美,不像有的家训繁琐细碎和语言干涩。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长处。

从宋元之际到晚清民初,《四足歌》已流传了700余年,这有它历史的原因,而《四足歌》今天依然还鲜活地流传在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则是其经久不息的时代价值。

一般而言,财富和地位是令人向往的,追求富贵几乎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伟大如孔子也是肯定世人追求富贵的正当性的。他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追求富贵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孔子自己也毫不掩饰对富贵的向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能够求得富贵,即使是给人执鞭守门这样的下等差事,也愿意去做。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四足歌》追求的是一种平淡自足的生活,与富贵繁华适得其反,其中包涵历史反思的理性精神。

当今社会是市场经济时代,人们追求功名富贵,追求金钱美色,望子成龙的愿望也日益急切和强烈。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积极进步和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探索的时代。如何能保持一份理性、一份智慧、一份淡定、一份真实的存在感,来抵御那些来自功利、富贵的诱惑,保留住为人的一份道德的高贵,一份内心的自足,一份精神的自由,避免陷于富贵的欲望与危机呢?“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得名。”圣人告诉我们在获取富贵的时候,必须坚持道义的原则与底线。而富贵消歇,风流云散,繁华落尽咏诵《四足歌》,历史的沧桑,前人的生命体悟与《四足歌》一道,则是预防和救治时代富贵综合症的一剂良方。(来源:《贵州日报》)

作者简介:谢孝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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