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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讯:​婚姻要价、代际支持与农村青年城镇化——基于晋西北W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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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是城镇化的能动性主体,并非制度性“木偶”,其内在的动力机制是农村青年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父代以立足农村务农为根基、子代以进城生活为目标,以家庭独具绵延性和伸缩性为特点渐进式进城。本文研究表明:农村青年女性通过向夫家提出进城买房这一婚姻市场要价为途径去实现“城市梦”,在婚配资源失衡背景下农村出现了婚姻刚性需求,父代为了完成子代结婚的伦理责任,以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为基础,通过代际支持完成子代买房结婚并进城,从而实现城镇化目标。

关键词:城镇化;婚姻要价;代际支持;农村青年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城镇化已成为学界和政策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一般而言,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据统计,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7亿,其中包括约2.7亿农民工[1]。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明确指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和任务。此后,在《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城市改造、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等工作做了更加具体的指导。可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稳妥、有序地推进和完成城镇化目标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学界对城镇化的研究颇多,归纳起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城镇化制度障碍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民工进城“半城镇化”的原因[2],尤其户籍制度障碍是影响城镇化的重要因素[3]。因此,要使城镇化快速发展就应该从制度上破除障碍,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4]。也就是说,在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制度改革和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有序推进城镇化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其解决的办法是将农民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增加农民的货币化收入[5]。二是“乡—城”流动矛盾论,认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被视为单向度的乡村向城镇流动,并将城乡之间视为二元对立关系,即农村与城镇化呈对立出现,从而形成了农民工进城和回流这一对矛盾,导致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并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农民工进城表现出“对抗性”和“报复性”等问题[6]。实际上,在城镇不断吸纳农民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两个社会分层体系,一个是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不交融,从而构成“金字塔”或“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导致了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7]。这就形成了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主动外出打工,其低微的务工收入、高昂的城市居住成本和日趋严格的城市管理使他们在城市中无安栖之地,一方面农村变成了“空心村”,另一方面则是许多豪华城市变成“空城”的怪现象[8]。因此,我国推进城镇化的优选之路是常住化城镇化而非户籍化城镇化[9]。这是因为城镇化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如何解决人的城镇化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三是城镇化渐进论,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是能动的主体,并非制度性“木偶”,应该让农民在“进城”和“返乡”之间进退有据,即农民进可自由进城、退可顺利返乡[10],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城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11]。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重要特点是弹性城市化模式,其社会机制是渐进式进城,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半工半耕为生计模式,通过渐进式的代际支持实现家庭进城梦的过程[12]。因此,我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应发挥已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和优势的渐进城镇化模式,使有主体性的农民在参与现代化的过程中改造自身,并成为现代化的建设者,使农民和现代社会进行高度整合,延续“中国模式”的发展优势[13]。

综上,学界对城镇化的研究分别从制度层面、人口城乡流动层面和城镇化推进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深入研究,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借鉴。但是,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其南、中、北社会结构性差异和东、中、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学界虽然对城镇化的复杂性、多元化及发展路径从多方面、多视角和多维度进行深入研究,但仍有进一步深入推进研究的空间,尤其是学界的研究尚未立足于农村家庭内部结构视角,从微观层面对城镇化主体之一的农村青年进行系统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不同主体的意愿进行机制分析。鉴于此,本文以人口城乡双向流动为背景,以农村家庭独具绵延性和伸缩性特点为起点,从半工半耕为生计模式的家庭内部视角出发,对城镇化主体之一的农村女性青年通过婚姻市场要价、男性青年家庭通过代际支持进城买房结婚以及农村家庭渐进式进城的微观机制进行分析,探讨农村青年群体是如何实现城镇化的目标。本文的研究个案是晋西北一个行政村—W村,距离县城27公里,全村现有389户、1098人,2016年人均收入5917元,普遍以半工半耕的家庭代际分工为生计模式,即:大多数老人在家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年轻人到城镇打工。

二、婚姻要价与农村青年的“城市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并形成了巨大的打工潮。在打工潮的冲击下中西部农村地区青年女性不断嫁到沿海地区或嫁到城镇,造成了中西部农村婚姻市场性别失衡现象,导致了农村女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要价的普遍行为[14]。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城市信仰”,集中体现为农村青年对城市生活的坚定追求,其核心在于他们对大城市生活的崇拜[15]。一方面是农村青年纷纷进城打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群体居多,他们大多数人是从中学毕业就外出务工,几乎没有农村的生产生活经验,受学校教育、现代传媒的影响他们充满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想象,希望未来能够在城市里不断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实现自己的“城市梦”[16]。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村青年经历了打工潮的洗礼,有了不想回农村的心态,留在城镇生活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但仅凭他们自身努力很难立足于城镇。因此,婚姻便成为他们实现“城市梦”的重要途径。

1.性别失衡导致婚姻市场要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体制转型、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加快,农村的婚恋模式、婚恋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通婚圈扩大和婚姻市场形成对农村婚姻带来了巨大冲击[17]。受打工潮冲击的影响,导致了农村婚姻市场出现了性别失衡现象,表现为“男难娶、女易嫁”现象[18]。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通婚圈扩大,导致了婚配资源梯度转移形成。从W村传统的通婚圈考察来看,他囿于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是基于熟人社会关系中千丝万缕的纽带进行婚配,如结婚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拓展、家庭生产生活互助,以及家族社会结构性关系构建需要等,婚姻是两个家庭或家族的一桩公事,它需要在“祖荫下”完成,附属于生育制度[19]。这样一来,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空间内,性别资源流动空间小,婚配资源呈相对饱和状态,即使人口自然增长过程中出现性别失衡也可以通过跨年龄段进行婚配。但是,在打工潮冲击下婚姻不再受地域性、家庭或家族以及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束缚,婚姻匹配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形成,受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条件制约,农村婚配性别资源失衡现象逐步加剧,并出现了性别资源结构性紧张,婚姻成本不断攀升,婚姻异化现象日益严重,大龄青年打光棍现象越来越普遍。二是从人口自然出生率的性别比考察来看,W村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性别比失衡现象,我们以Y村民组统计为例,在35~50岁这个年龄段女性共有19人、男性18人,相对来说不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但在这19例女性中,嫁到县城及城市为17人,嫁到邻镇(集市场上)为2人,无一女性嫁在本村或本乡镇;同时,在这18例男性婚配中,他们要么从邻近乡镇、邻县或省外娶媳妇,要么就沦为光棍。由此可见,W村性别比失衡主要受婚姻资源梯度转移的影响,即农村女性青年远嫁沿海地区或嫁到城镇,造成了农村在婚姻匹配上的性别比失衡现象。

显然,婚配资源的性别比失衡主要来自于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因为在全国的婚姻市场上,沿海发达地区处于婚姻市场的顶端,中西部农村地区处于婚姻市场的底端,这就导致了在全国婚姻市场争夺中,中西部农村地区男性青年在婚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形成了农村男性青年婚姻刚性需求。从W村的通婚情况考察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受女性性别资源流失影响,婚姻成本逐步上升,开始出现女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要价现象。如:在90年代以前娶本地媳妇仅需1000多元彩礼,但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娶本地媳妇不仅需要彩礼,女方还要求男方在村里盖房。婚姻成本提高,导致了多子家庭中有的儿子娶不上媳妇,而这一现象在W村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呈现出加剧之势。显然,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对于农村婚姻资源禀赋相对匮乏的男性青年来说,尤其是性别失衡背景下其冲击是巨大的,不仅要承担较为昂贵的婚姻成本,在婚配中还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受义务教育普及的影响,农村女性青年(尤其是35岁以下)受教育程度提高,她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过进城打工经历,使她们在日常生活消费和婚姻中对物质的依赖越来越强,导致了婚姻陷入了物质捆绑之中,在结婚时普遍要求夫家进城买房,这对于那些无法为儿子进城买房的贫困家庭的父代来说,儿子打光棍的风险就逐步增大(城里买房需要20万元左右),从而造成了农村男性青年婚配资源争夺的日益紧张,使婚姻市场要价陷入恶性增长局面。

2.农村青年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在打工潮冲击下,受市场经济冲击和现代性因素全面渗透的影响,经历了城市生活洗礼的农村青年群体婚姻观、生活观及人生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对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有一个预期目标,会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做出理性判断和规划。他们大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就进城打工,再到返乡谈婚论嫁,没有真正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生活的经历。因此,在面对人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时,他们往往会参照城市的生活方式、人生体验及价值追求等来做出理性抉择。如:城市建设漂亮、交通便捷、生活方便、娱乐场所多,既可以去K歌、看电影、逛公园,也可以逛街、购物等,以及城市青年人多,可以根据不同的业缘、趣缘结伴游玩,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作,不仅个人择业的途径多,结婚成家后还可以为子女提供一个相对较好的教育环境等,在生存理性和发展理性驱动下,进城生活成为青年人追求的人生目标。

我们这里的年轻人都进城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小孩和种地、放羊的中年人,回到家里没有什么好玩的,找个玩伴都没有,既没有逛的地方,也没有买东西的地方,完全不能跟城市比,每逢过年过节回家短暂住上几天还可以,长期待在家肯定受不了。我回家这段时间,每天要么就是看电视,要么就是拿手机上网消遣时间。(LXM,27岁,女)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W村已经成为留守型村庄,像LXM这样的女性青年返乡后不仅在村庄中生活不习惯,也很难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因此他们的生活面向和人生预期的实现并不在村庄内。正如LXM所说的那样:“回家找不到玩伴,没有娱乐消遣的场所,长期待在家受不了”等,这背后的逻辑是回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能跟城市比,村庄中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了,其人生的长远目标和人生意义需要到城市完成。这表明农村青年群体进城打工的目的、社会认同、生活态度、角色转换等都会参照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发展规划等来做出判断。事实上,他们在学校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改造和在城市从事打工的实践,使他们的消费观念、生活习惯及适应能力已经与城市青年没有什么差别了。但是,他们普遍存在着文化素质较低、技能较为单一,在城市从事的职业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不高、收入低的餐饮、销售、物流等服务业。因工种低下、换岗频繁、薪资微博,其收入不高,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在城镇买房对于他们来说是仅凭自己力量难以完成的。因此,他们为了未来能够在城市生活与发展,以婚姻市场要价为手段,寻求父代支持并成为他们进城生活的一种可行的路径。

3.婚姻成为实现“城市梦”的途径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体系中,结婚不仅是每个人生命历程中重要的环节,还是父代重要的人生责任伦理任务。在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普遍出现了男性青年结婚难的刚性需求,父代以家庭为单位整合资源帮助子代结婚不仅是完成家庭再生产所需,还是完成人生任务的重要体现。显然,农村婚姻市场上男性青年婚配刚性需求的形成主要因为家庭经济贫穷或自身婚姻禀赋较低,虽然他们也同样经历了进城打工生活的洗礼,与女性青年一样大多数人对城市生活充满期望。但是,当他们进入婚龄期时首要任务是解决婚配大事,进城生活次之。然而,在农村婚配资源争夺中,错失婚龄期的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就会越来越掉价。因此,当他们一旦进入婚龄期后,就会在婚姻市场上展开激烈争夺,甚至不断满足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事实上,女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要价—要求夫家进城买房结婚与男性青年进城生活的预期目标并不矛盾,在人生预期和人生意义实现上呈现出了相对的一致性,这就导致了女性青年婚姻要价与男性青年愿意出价的默契现象。

当初我是从高职学校毕业后就到忻州打工,后来去过太原、北京打工,主要是从事餐饮服务业,在城市生活习惯了,回村里生活有些不习惯,也不会干农活。我谈的第一个男朋友是运城农村的,他家里穷,外出打工也没有赚到钱,在城里买不起房子,我们就分了。现在谈的男朋友是邻镇农村的,本来打算今年结婚,因为他家在县城的房子还没有买好(正在选房),等明年他家把房子买好了我们再结婚。在我们这里年轻人要结婚,必须要买房才行。(LJ,女,26岁)

从LJ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在农村女性青年的婚姻观中,进城买房已经成为婚姻缔结的必备条件,一旦男方没有经济支撑在城里买房就会导致恋爱终止。

农村青年人在城镇购房结婚,对于富裕家庭来说是改善生活条件的一种正常需求,也是实现“城市梦”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农村大多数男性青年人来说,仅凭借自己外出打工到城里买房已经超出经济承受能力,这客观上需要父代进行代际支撑才能完成,一旦父代无法提供经济支撑,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完成结婚的重任。事实上,在农村社会中,女方在结婚时往往要求男方在城市拥有一套住房,以便以后能够留在城市长期发展,而对于男方父母来说,有义务给儿子在城市中购买婚房,因为子女婚配是父母不可推卸的重任,这已经成为当下农村的一种普遍趋势[20]。

女性青年向夫家提出婚姻要价去实现“城市梦”与婚姻资源结构性紧张是紧密相连的,其背后的机制是婚配资源的市场化越来越浓,婚姻异化现象逐步显现,婚姻逐步成为农村女性青年实现“城市梦”的重要途径。从W村女方通过婚姻市场要价和男方通过父代支持进城买房结婚的调查统计看:共有41例,其中在太原买房结婚6例,在忻州买房结婚3例,在县城买房结婚28例(含待结婚但已定亲的2例),在邻镇(W村所在县下辖的一个最大、经贸最繁荣的镇)买房结婚4例。在这41例中,男方年龄在24岁以下6例,男方年龄在25~29岁有27例(含1例是交12万房押金给女方),男方年龄在30~35岁共9例;在2010年前买房结婚共12例,2011年以来共29例。由此可见,对于适龄婚龄的男性青年来说,进城买房不仅成为青年人结婚的必要条件,还成为男性青年在本地娶媳妇的一种地方性规范,这无疑加剧了农村婚姻传统价值观念嬗变,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三、代际支持与渐进式进城

费孝通对中国的代际关系形象阐述为:“在中国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有反馈的模式,即称为‘反馈式模式’”[21]。这与西方“接力模式”的代际关系有本质不同。受传统伦理文化影响,在中国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世界里存在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即:不仅要生儿子,还要养儿子。生儿子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家庭关系,实现家庭功能,也是为了延续家庭;既是为了养儿防老,也是为了延续香火;生儿子不仅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22]。在城镇化背景下,女方结婚开出进城买房的条件虽然转嫁到男方父母身上,但男方父代仍然会满足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并倾尽全力帮助儿子完成婚姻大事,以此来完成子代接力式进城,从而实现渐进式城镇化,这与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意义中的“恩往下流”的责任伦理紧密相关。

1.代际伦理与子代接力进城

受市场经济全面渗透和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农村社会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乡土社会中双向平衡的代际关系已经被打破,出现了代际重心下移,父代对子代无限付出。而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则是有限回报,更多的是对父代在精神上的慰藉或在他们看来“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对父代的回报。按当地青年人的话说:“只要他们还能动就不需要我们负担,我们在城里过好日子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事实上,在城镇化进程中,“恩往下流”的责任伦理促使父代向子代进行家庭资源输送,由此构成了父代的人生任务无限绵延,使他们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劳作之中。儿子结婚和分家都不再构成父代人生任务的终点,分家之后父代还要继续奋斗,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自养”以为子代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地资助子代家庭[23]。

在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中的阶层竞争使得生活在村庄中的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24],尤其是婚姻市场的形成,父代为子代结婚并完成城镇化成为完成人生任务的重要责任。在代际责任伦理助推下,父母往往会主动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对子女的福利诉求,不断减轻子女家庭养老负担,勤劳苦干、勤俭节约,让子女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婚姻竞争、社会竞争和社会分化与阶层流动中轻装上阵占据有利位置,更好地立足于城市发展。按照当地老人的话说:

“儿子亲得不行,只要身子骨还能动就要大力帮助他们在城里过上好日子。”可见,受父子一体的传统文化影响,父代为子代“操心”的无限责任是基于“儿子亲得不行”,这不仅是父代生命历程中要完成“血脉”延续的伦理任务,还是父代的自我价值和社会性价值获得圆满,不断延续人生意义所在。当女方在婚姻市场上要价成为一种地方性规范之后,在农村家庭实现城乡代际分工过程中,家庭更替和家庭再生产的难度上升、成本增加,尤其是随着子代婚姻成本上升导致了母家庭与子家庭城乡分离的出现,父代的“恩往下流”成为一种常态现象,这就打破了传统“过日子”的朴素状态。从而使父代必须源源不断地向子代家庭输送资源,以回应时代变革与社会转型的要求,进而突破家庭生命周期的循环模式[25]。近年来,在W村因家庭贫困导致年轻妇女抛夫弃子外逃现象不断出现,这客观上为那些父代支持子代不力的人敲了警钟,促使他们全力以赴支持子代家庭生产生活,突破父代的伦理责任边境,尤其是在农村婚姻风险不断加剧背景下他们会竭尽全力地维护子家庭完整,集中体现在父代倾尽全力让子代不断接力式地进城。我们在访谈村庄中的老人时,他们总是强调儿子生活的难处,如城里消费高、孙子上学要花钱、还房贷压力大以及社会交往也要支出等,不断为子代赡养老人反馈不对等解套,并任劳任怨、不图回报地“操心”子代结婚、买房以及进城生活,很少有老人会意识到这是一种代际之间的剥削现象。

2.代际分工与渐进式城镇化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下,农村家庭普遍实现了家庭代际分工,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一个家庭有两份收入,这是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模式[26]。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结构模式具有显著的绵延性和伸缩性特征,其家庭经济功能得到了延伸,这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年轻时可以进城打工拼搏,年老无法在城市生活时可以返乡安度晚年,既不会对家庭带来负担,也不会造成潜在的社会风险,还可以获得人生体验感。正如W村杨某所言:“现在年轻在城里好找工作,等到年纪大了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时,再回农村去种地。”因此,对于有着强烈城市生活向往的农村青年群体,他们进城生存和发展是基于城乡进退之间的理性考量,而这种理性考量正是建立在农村半工半耕为家庭生计模式的基础之上。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夫家在结婚前买的,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是男方到城里买房后再结婚。现在我每天在家带2个孩子,女儿上小学,儿子上幼儿园;丈夫在一家快递公司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有三千来块,只够家里日常开销。在县城里生活花销大,我们吃的面粉、小米、土豆以及蔬菜等基本上是从家里(公公婆婆家)带来。等孩子考上大学或成家后,我们年纪大了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时,再回村里。(YMH,女,31岁)

在城镇化浪潮中,以半工半耕为家庭代际分工的农村家庭资源的积累和优化配置是服从于家庭生计安排的,即使家庭进行了更替,即子家庭从母家庭分离后,大多数家庭仍然维持着分爨共财及维持相对独立的会计主体,以母家庭助推子家庭进城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来实现城镇化。同时,当面对女方在婚姻市场高昂要价造成家庭资源紧缺时,父代强化“恩往下流”的责任伦理支持子代结婚进城,将代际家庭资源进行高度整合与利用,从而化解家庭经济不足带来的潜在性风险。因此,在W村所形成的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高额要价并没有出现极端式的婚嫁抗争,也没有导致农村家庭伦理和道德的衰退,而它正好是契合了年青一代的“城市梦”。

从农村青年人进城的内生机制看,它是在农村性别资源流失背景下女方通过婚姻市场要价为手段,男方以家庭代际支持为途径,通过整合两代家庭资源来完成的。其内在的动力机制是女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与男性青年的生活面向和对未来的人生预期相一致,并契合了父代为了完成人生责任伦理的一种三方默契行为,从而实现家庭进退有序的渐进式城镇化。显然,农村青年城镇化过程具有长时性和复杂性,通过婚姻手段和代际支持去实现“城市梦”只是进城生活的开始,他们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以及年老后,仍有退居农村生活的预期,并不是一种自断后路式进城。因此,农村青年的城镇化是一种循序渐进模式,它是建立在家庭的绵延性和伸缩性基础之上,立足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以城市为生活目标,通过家庭资源的代际转移为路径,从而实现体面进城的目标。

四、结语

农村女性青年通过婚姻市场上要价、男性青年通过整合家庭资源进行代际支持并实现城镇化,虽然是发生在中部农村地区的社会现象,却是理解农村青年城镇化的钥匙,也是理解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进城中,农民以家庭为单位通过代际支持方式帮助年青一代进城,农民的这种内生型渐进式的城镇化模式有效地分担了农村青年城镇化风险和防范了激进式城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然,城镇化的最终出路在于人,而不是建筑豪华、街道宽敞以及漂亮的环境,更不是赶农民上楼和放任资本下乡挤占农民生存空间。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应该循序渐进。

农民的城镇化是建立在个体、家庭和进城体面生活的基础之上,他们是有主体性、能动性地参与城镇化的,这客观上需要理解农民城镇化预期目标、个体性意愿和家庭婚姻、社会关系、人生意义等,国家政策人为地将农民从农村剥离出来推向城市是一种不健康的城镇化,也无法从真正意义上使农民城镇化。如何建立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的弹性流动机制不仅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所需,还是助推农民体面进城、有序融入城市并市民化的客观要求。因此,从制度层面保留农民进城失败后退居农村生活的权利,不仅是对农民人权的基本保护,还是农村能否继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徐绍史.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2][6]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2.

[3]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119-132.

[4]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8.

[5]陶然,徐志刚.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05(12):45-56.

[7]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55-73.

[8]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2):66-83.

[9]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1(2):14-26.

[10]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2.

[11]贺雪峰.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J].中国农村观察,2014(1):2-12.

[12]王德福.弹性城市化与接力式进城—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会机制的一个视角[J].社会科学,2017(3):66-74.

[13]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

[14]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2010(3):24-36.

[15]张玉林.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J].社会科学,2013(10):71-75.

[16]陈锋.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9-58.

[17]陈琳,等.打工潮背景下农村“80”后返乡妇女家庭地位崛起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6(12):21-26.

[18]陈讯.资源互补、婚俗类同与结构性力量保护下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以广西崇左市G村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4):5-11.

[19]陈讯.婚姻价值的变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202-214.

[20]汪永涛.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J].南方人口,2013(1):73-81.

[21]费孝通选集[G].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489-497.[22]桂华.解析中国农民自杀[J].天涯,2013(5):197-201.

[23][25]李永萍“.学会做老人”:家庭转型视野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基于北方农村的分析[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2017:57-107.

[24]杨华,欧阳静.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3(5):47-64.

[26]贺雪峰.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分析[N].学习时报,2015-7-20(003).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青年项目“婚姻价值变迁视角下的转型期农村离婚问题研究”(14CRK02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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